竹簡凝史，漢簡藏珍。2025年12月28日，“簡” 讀居延 —— 居延遺址出土漢簡專題展將在內蒙古博物院盛大啟幕，這一文化盛事甫一官宣，便牽動起社會各界關注的目光，讓塵封千年的居延漢簡，再次成為焦點。
即日起，阿拉善融媒特別推出《“簡” 讀居延》系列報道。我們將循著簡牘上的斑駁墨跡，梳理居延遺址的千年歷史脈絡，回溯漢簡重見天日的傳奇發現歷程；解碼簡牘承載的豐富內涵，講述居延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人故事，還原漢代邊疆治理的恢宏圖景與市井生活的鮮活風貌。
讓我們一同翻開這卷鐫刻著文明印記的 “史書”，近距離觸摸居延深厚的歷史積淀，在古今對話的時空回響里，汲取傳承文脈、走向未來的智慧與底氣。
從早年外國探險家主導發掘的歷史遺憾，到新中國考古工作者自主考古、揭秘文明的輝煌跨越，歷經兩千年風雨侵蝕的居延漢簡，不僅鐫刻著中華民族守護文明根脈的堅定初心，更讓世界得以觸摸中華歷史的溫度、探尋文明傳承的深厚根脈。
居延漢簡的發現始于1927年。當時，中瑞聯合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漢代張掖郡居延遺址（現位于內蒙古額濟納旗、甘肅省金塔縣的甲渠侯官、肩水金關等地）開展考古調查。據額濟納旗地史學者李靖介紹，1930年，考察團成員貝格曼在額濟納旗卅井侯官測量障墻長度時，不慎掉落鋼筆，撿拾時意外發現一枚漢代五銖錢，考古發掘工作由此正式啟動。至1931年1月25日，甲渠侯官遺址共出土5000多枚漢簡，揭開了邊塞文明的神秘面紗。
此后，居延地區陸續發現的漢簡總數增至一萬多枚。這批簡牘的出土，瞬間轟動學界，其承載的豐富歷史信息，為研究漢代歷史提供了無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彼時的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居延漢簡也隨之踏上坎坷的守護之路。幸得一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以生命赴使命，懷著高度的文化自覺，殫精竭力守護這批國寶，輾轉北京、天津、香港等地，最終使漢簡在臺灣“安家”。這背后，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危難之際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堅守與擔當，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饋贈。
中央民族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邊疆考古研究院院長魏堅坦言：“這批漢簡是漢代邊塞生活的真實記錄，正因如此，中國學者才會冒著生命危險保護它，經系統整理后，被正式命名為‘居延漢簡’。”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穩步提升，我國考古領域的話語權與行動力持續增強。1972年至197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額濟納河流域漢代烽燧遺址展開大規模自主發掘，出土近兩萬枚漢簡，這便是著名的“居延新簡”。
蘭州城市學院教授馬智全評價：“盡管如今各地多有簡牘出土，但居延漢簡因發現時間早、數量多、內容豐富，成為邊塞文化無可爭議的標桿。”
1998年至2004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沿額濟納河流域，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和甘肅金塔地區再次對漢代烽燧遺址開展調查與發掘。參與此次發掘的魏堅教授告訴記者：“為編制居延遺址文物保護規劃，我們前后發掘出土500多枚漢簡，按考古學命名慣例，以最小發現地定名，因出土于額濟納旗，故稱為‘額濟納漢簡’。”
魏堅教授強調：“居延漢簡是除《史記》《漢書》外，存世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全景式呈現了兩千多年前人們的生活日常、政府管理模式、邊防軍事體系與政治格局等豐富細節，其學術價值引發全球學界關注。”
自20世紀以來，我國已出土簡牘逾三十萬枚，其中居延地區出土漢簡達三萬余枚，與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明清檔案并稱“20世紀中國檔案界四大發現”，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
近年來，國家持續加大簡牘保護研究投入，建成國內漢簡藏量最大的專題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為居延漢簡打造了安全穩定的“家園”。館內收藏的漢簡，吸引著海內外學者與游客前來參觀研究，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時，國家大力支持居延遺址保護工程及簡牘修復工作，將居延漢簡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推動簡牘修復、數字化保護與學術研究向縱深發展。
從1927年居延漢簡的驚世初遇，到烽火歲月中的艱難守護，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自主發掘、持續探索，以及新時代的保護傳承，居延漢簡的每一段歷程，都承載著厚重的文明分量。它不僅見證了中國考古從被動到主動、從跟跑到領跑的偉大跨越，更彰顯了中華民族守護文明根脈的永恒初心與堅定力量。
如今，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凝視這些歷經滄桑的漢簡，仿佛能穿越時空與漢代先民對話。它們以密集的文字記錄，書寫著中國考古的輝煌篇章，展現著中華民族對文明的不懈追求與傳承。這份對文明根脈的深情守望，正是穿越時空的大國自信與文化底氣。在新時代征程中，居延漢簡將繼續閃耀智慧光芒，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與發展注入不竭動力。（馬克鋒 孫敏 王禹 高靜 王麗淑 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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